拾穗者

诸君，你有读到过、听说过在文革中作恶者的忏悔么？既然提出了这个问题，我想你会和我一样陷入困惑，也许还带着哀怒：为什么那些当初在文革中作恶的人、迫害别人的人，没有几个站出来道歉过？这样一场空前绝后的文明劫难，集体忏悔去哪了？

其实这个问题，《一百个人的十年》一书的作者冯骥才先生，在一九九六年的时候已经问过了，然而至今我们——至少我还没有看见过回应。《一百个人的十年》是一本关于普通中国人的文革受难史，属纪实文学。虽然以前我也接触过一些文革史料，但近日读完该书(中国文出版社2008年10月版)，仍然颇受冲击，譬如：一位小学语文教师只因给学生讲了一个“毛主席藏身水沟、摆脱敌人”的故事，竟被揪出来说诬蔑伟大领袖，于是定为“右派”坐牢八年；而这个伟大领袖藏身水沟的故事，其实是这位老师从一本书里读到过、然后讲给学生听而已，但哪一本书他却死活想不起来了；他的文盲妻子为了救夫，便四处找这个故事的出处，只要是张纸，她就去捡来求人读上面有没有那个故事……就这样日复一日，她也就变得疯疯癫癫，最后不幸被火烧死，和她的孩子一起……

无比凄惨——这是《一百个人的十年》中的开篇故事《拾纸救夫》。

最后的结局呢，伟大领袖的那个故事，果然在一本官方的“革命回忆录”里有记载，然而此时这名乡村教师已经坐了八年牢，家破人亡。用故事叙述人的话说，这是一起”千古奇冤”。的确是。

而造成这一奇冤的、以及造成其他许许多多奇冤的，是因为文革，是因为“伟大领袖”，是因为史无前例的“政治崇拜”。

以前读余华的《兄弟》，里面讲到文革中有人拿铁钉砸进自己脑袋自杀的，在《一百个人的十年中》，有一篇《六十三号两个女人》的故事，亦讲到了这个悲惨的自杀方式——“反革命”因不堪忍受污辱折磨，便用这样的方式求得了一死。

《一百个人的十年》是一部普通人的文革受难心灵史，冯骥才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，也一定想过希望听到一些忏悔的声音，然而看起来他一样失望。在这本书的前记中，冯骥才写道：我时时想到，那场灾难过后，曾经作恶的人躲到哪里去了？在法西斯祸乱中的不少作恶者，德国人或日本人，事过之后，由于抵抗不住发自心底的内疚去寻短见。难道文革中的作恶者却能活得若无其事，没有复苏的良知折磨他们？

这是一个扔向全民族的大问题，然而党国不回答，也不追究；并且那个最大的作恶者依然被供奉在神坛之上。既然大王还在，小鬼们自然就不怕了，作了恶之后，继续当官当领导的大有人在。这是我们看不到文革有集体忏悔的重要原因。

因为某些个原因，我们对日本人倒是盯得很牢，又是指责人家的历史教科书，又是指责人家的不肯为历史问题道歉——可悲呀，日本好歹还有个东史郎敢公开忏悔，我们呢？在几十年后的今天，中国的战争受害者起码还能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，要求赔偿，我们呢？我们何时有文革中的受难者发起赔偿诉讼？日本起码向我朝提供了大量援助，我们呢？除了“拨乱反正”恢复个名声，那些受害者还得到些什么？

三年”自然灾害”，再加上十年文革劫难，中国那些年非正常死亡的人数，恐怕和整个二战中死亡的5000多万人不相上下了。若在正常国家，导致发生如此严重灾难的人，恐怕早已被推上了断头台。

中国人真是可悲至极。

如今，当年那些文革中的革命小将，大都也有五六十岁了；而那些文革中的工宣队、军代表们，或许有个七八十岁——他们在哪里？他们忏悔的声音在哪里？他们曾经有过内心的忏悔吗？是不是以为既然罪恶推到了“四人帮”头上，和自己就无关了？仅仅是个忏悔，哪怕只是内心的，可是也没有。

我相信一定还没有什么人发出过那样的声音，一个泱泱大国，竟一个这样的人也没有么？难怪冯骥才说，他虽然倾听过一些良心难安的忏悔内容，但他真正期望的那种不折不扣勇敢的忏悔者，还没有碰到。

虽然有党国的原因，却也不应该至于如此鸦雀无声。

诸君，也不要统统怪罪到我们的传统文化上去——我们的传统文化中，有礼仪之士，有知耻之士；而经过了文革十年及文革前几年的统治，则彻底“礼乐崩坏”，也难怪在那些腥风血雨中过来的曾经作恶者，还会有多少良知可言——千万别说”在那个时代谁都是受害者”那样的话，这不符合实际。

的确，一个不知道忏悔的民族，是值得怀疑的民族。诸君，不要认为这事和现在没有关系——请想想，汶川大地震发生后，可曾有过一个官员引咎辞职？我是不曾听说过。而你觉得在那样一场巨大的灾害中，难道某些官员不该谴责自己的良心吗？在当今中国，任何一次大的灾害或社会事件发生，我们总是很少看到有敢于出来承担责任、并为责任引咎辞职的官员。所有这些，和文革中的作恶者不道歉、不忏悔，难道不是一脉相承的吗？

冯骥才的《一百个人的十年》开始发表的时候，还是在一九八六年，那时离文革结束仅仅过去十年；在文革发动三十周年那年，他还是没有碰到“不折不扣勇敢的忏悔者”。那么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文革中作恶的那一代人都将相继离世，忏悔之门会不会永远关上？

其实文革中那代人许多恰恰还是我们的父母辈，希望上天能给予他们忏悔的勇气。忘了在哪看到的一句话，说“今日中国文革的演员其实都还在，只是缺少文革的导演罢了”。我看这也不是什么危言耸听——对那样深重的文明灾难，竟然连忏悔都没有。对于文革，只有受害者的心灵倾诉却没有作恶者的忏悔，这是严重变态的“后文革”悲剧。

-by 冯麦狄 写于 2009.6.27 晨 杭州

补记：发《公民月刊》

大样 评而论 文革

经过一个报摊，看见有卖《炎黄春秋》杂志，就买下了最近的两期。第3期上有篇文章很值得一读，题目是：“文革”文人自杀方式的意蕴。很想将此文与来我博客上的过客分享，网上却没找到全文，现转部分。

中共发迹执政以来的历史，离我们最近，对大部分人来说却又很远。不知道有没有一本系统地叙述这段历史的非官方“史书”，有的话请推荐一下，很想系统读一读。不过我知道这可能性不大。

杭州西湖边有个被我称之为“杭州海德公园”的地方，每天下午那里都会聚集了一群老人议论历史和政局。昨天再次经过，却有一个中年男人在那发表演说，愤怒地抨击历史谎言和毛，我给他鼓了一个小掌。不过他的听众几乎都是老人，年轻人出于好奇，也会上前站一站，但很快就走了，都没兴趣听。

在人类历史上，“死”所包含的生物学意义是没有差别的，其本质即生命赖以寄托的生物体（肉体）活动的结束。但个体之人作为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，对待“死”的态度是受社会价值观支配的，如中国历史上，“杀身成仁”、“舍生取义”等慷慨激昂的赴死方式，体现着儒家传统的生死观。“自杀”作为一种受明确意识支配的特殊的死亡方式，尤其是自杀前的心理活动及其行为表现，既反映个体之人的价值观，也往往具有丰富的社会文化意义。一个时代自杀行为表现出的统一性，颇能展现这个时代特有的心理状态，反映这个特定时代存在的具有普遍性的社会矛盾。所以，剖析一个时代的自杀行为，可以使人们看到这种行为背后凝聚的不可化解的深层的矛盾纠葛。“文革”中人们习以为常的知识分子的死亡模式，为人们提供了诊断当时社会病理的一个视角。

实例一：傅雷之死。1966年9月3日傅雷夫妇在遭受红卫兵的搜家和侮辱后双双自缢身亡。傅雷在留下的遗书中写道：“搜出的罪证虽然有口难辩，在英明的共产党和伟大的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决不因之而判重刑。只是含冤不白，无法洗刷的日子，比坐牢还要难过。何况，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，在人民面前已经是死有余辜了！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！”在遗书中，死者虽然满腹冤屈和无辜感，但仍然有意识地突出自己的“原罪”和最高权力控制者的正确性。

实例二：翦伯赞之死。翦伯赞是著名的红色史学家，1968年12月19日在遭受野蛮逼供后，翦伯赞与其夫人一起服用大量“速可眠”离开人世。翦伯赞死后，人们从他穿着的中山装左右口袋里，搜出两张字条，一张写着：“我实在交代不去（出）来，走了这条绝路。我走这条绝路，杜师傅完全不知道。”另一张则写着：“毛主席万岁！毛主席万岁！毛主席万万岁！”这种以口号明志的方式，比傅雷的遗书更具时代特点和代表性，但三呼“万岁”之举，更鲜明地体现着中国历史传统的连续性。

实例三：邓拓之死。邓拓早年参加革命，是中共党内负盛名的才子。他死前的遗书写道：“许多工农兵作者都说：‘听了广播，看了报上刊登邓拓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，气愤极了。’我完全懂得他们的心情。我对所有批评我的人绝无半点怨言。”他对妻儿的遗书中写道：“你们永远不要想起我，永远忘掉我吧，我害得你们够苦了”，“我的这一颗心，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，向着敬爱的毛主席。”这遗书展现了一位书生对妻子温情的一面，但也像一位基督教徒在忏悔自己的罪过，很有教徒那种“有人打你的右脸，连左脸也转过去由他打”的情怀，显露出一位教徒对无所不能、至仁至圣的万能上帝的虔诚。

实例四：张志新之死。1975年4月4日张志新被枪杀。行刑前她的手被死死地扣在手铐里，已经无法留下文字痕迹，且喉管已被割断，口中无法发出声音，所以后人无法了解她走向死亡前会有何种举动。但后人留下了对她的描述：她从囚车上走下来，一双秀丽的眼睛很快地扫过刑场，从容地向前迈了几步，面向着东方。……她高昂起头，迎风而立。风好像理解了她的心意，把飘落在脸颊上的一绺黑发吹到耳后。她满意了，脸上露出一丝微笑。就要告别这个世界了，她多想高唱国际歌，表达一个共产党员对共产主义的至死不渝。她多想高呼“共产党万岁！”“毛主席万岁！”像无数先烈那样英勇就义。这是不是后人的主观想象？恐怕不是。如果她不是早已被割断喉管，想必会有那样的反应。

这样的例证，还可以举出很多。

以上为转载内容。再转载一则炎黄春秋杂志社的版权声明。

大样 评而论 文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