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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2010新年献辞] 跨越沉沦的新十年

2009年12月31日

[2010新年献辞] 跨越沉沦的新十年
——兼2009年告别辞

刚才,我煮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面。我想往面里加花生酱,我就能加花生酱;我想加辣椒酱,我就能加辣椒酱。我不会因为加了什么酱,而遭到什么人的禁止、甚至逮捕。呵,多么自由的国度!我感到了热气腾腾的幸福——聪明人把这种感觉叫做“幸福感”。

那么,这就是我在2009年即将结束时收获的“幸福感”了。你呢?生活有千万种可能,也许你不幸选择了“不太好”的,比如,你在KTV唱歌时不小心点了一首低俗歌曲。然而,并不总是我们在选择生活,有时候是生活选择我们。如果能够选择生活——你知道吗,过一个完整的正常人的生活,这便是我的梦想。这个梦想的组成之一是,有一个可以被称之为“家园”的地方。这恐怕也是你的想法,而且这不需要任何矫情就说得出口。当然,我们还需要有朋友之间的亲善,正常的性生活,自由言说而不会遭到禁止,对未来觉得亮堂……然而我们常常觉得未来不亮堂,却也不敢放纵现在,只能小心谨慎。

我用一个小小的空间,来创造我的精神家园,却也要担心盗世者蛮横地踏门而入。果然,盗世者来了,他们用纯洁的欺骗性,筑起了一道阻挡阳光的高墙。所幸,我身体的生殖器官还是自由的,做爱时间的长短不必由他们说了算。然而我看到些哀鸿遍野,数以万计的生殖器感觉受到了威胁,言说的人进了牢笼,恍然间我们进了乱世。物理意义上的家园,精神意义上的家园,一个个都在沦丧。国家呀国家,为何你要让我们 “有国”而“没有家”呢。

如果我们是一头猪,大概任何时候都可以有着充沛的“幸福感”,不幸的是,我们做了人。而且做了中国人,我们甚至不知道害怕将会失去什么——我们害怕会变得易怒、或者麻木,害怕变得赤贫,害怕失去住所,害怕失去行动自由,害怕失去勇气,害怕有一天失去了价值底线,违背自己的信念做出“作恶”之事……这个“我们”有多少呢?我不知道。然而我知道盗世的盛宴上,有多少狂欢,就有多少脖子粗到红、脸笑到歪的人。可悲的是,我们甚至全都成了这盗世盛宴的“陪场观众”,我们陪出了掌声、泪声、跺脚声,还有默不做声;我们陪出了我们的尊严、自由、人格,还有卑恭屈膝。

我们怀揣希望,谦卑地向上天、向上帝恳求赐予我们生活的权利,而不是遭受严抑的生存。但上帝会不会回答说,一切忧伤都是可以淡忘的,一切忧郁都是可以治愈的,因为天国会做出最后的公正的判断。

如果我是上帝,我只阻止人类一件事情:不重复犯同样的错误和罪行。然而,试问环宇之内什么最爱和上帝开玩笑?当然是人类。人类永远都在犯同样的错误和罪行。看吧,犯下反人类罪的盗世者,有的不但标榜史册甚至至今还光环高照,他们藐视、戏弄上天和上帝,却得到世人的尊宠;那些作恶的盗世者,践踏上天和上帝的法则,却得到世人的陪场。哎,小小的善良的人类啊,你们的祈祷可曾显灵?哎,神圣的先哲们,你们在哪里?假如你们的灵魂能听到这发问,你们会对人间的愤懑无动于衷吗?

2009年就要走了,我等待着来年你们的回答。假如不能,就让我等待2010年新年的钟声吧,让新年的钟声敲碎我梦呓般的发问。然后我将沉入梦中,我祝愿你也能沉入梦中,并且美梦芬芳——这是我的新年祝愿。醒来之后,我还是自己字里行间的漂泊者。新的一年何惧忧?陌生人,我祝福你跨越这沉沦的新十年。我要你有一幅好肠胃;我要你流浪后找得到回家的路;我要你不为性生活而烦恼,做爱时能够酣畅淋漓、灵魂出窍;我要你旅途上繁花盛开。

-by 冯一刀 写于 2009年末 杭州

大样

[新年献辞] 时间在动而生活还没有开始

2009年1月1日

2009年新年献辞兼2008告别辞:时间在动而生活还没有开始

2008年结束的时候,我和朋友们举起了茶杯迎接新一年的到来。新的一年并不是一个特殊的年份,这也不是一个特殊的举动。但我庆幸以一种回归生活的方式,结束了过去的一年——虽然,过去无法真正结束。

而生活还没有开始。

什么是生活呢?或者问什么叫幸福?幸福就是对未来不感到恐惧,而不是官方报告里的“幸福指数”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我,一个成熟的中国公民,也是一个彻底的无产者,并不认为承认自己的不幸福是一件替政府抹黑的事——有人这样认为吗?当然有,就像有人认为来生要是不再做中国人,你就不是一个爱国者一样。

2009年,这个所谓的“新中国”建立六十周年,党国依然是唯一的中心。在多灾多难的2008身后,这个国家的面目愈发清晰,让人不寒而栗;确切地说,是党国。

2009年又会有些什么样的希望?一份稳定但无趣的工作?在理想主义丧失的年代,已经没有人会嘶声力竭地追问:有没有希望,有没有希望。当年曾经嘶声力竭喊过的人,现在大都疲倦了;而现在轮到我们疲倦。

我们疲倦,疲倦于日常生计的奔波,疲倦于将来的一点点物质追求,和一点点安全感的积累。

你,我并不知道;那么这只是我吧,就像此刻,2009年第一天的凌晨四点多,只不过是我在敲打键盘、说些不着边际的话,而且居然还称之为“新年献辞”。

其实这2009的新年献辞,我却感到无话可说,虽然它只是一份写给我自己的新年献辞。按理说,身后站着一个多灾多难的2008年,站着一个生活还没有开始的2008年,站着一个现代文明大步倒退的2008年,应该有很多话可以说才是——那么,怪我自己无话可说,这是一个始料不及的局面,电脑已经打开一个多小时,显示屏上却只有七百个字。

大概,2008年在公司里一年,已经让我变得不怎么会用文字表达。所以对比前两年,这是悲情色彩最淡的一篇所谓献辞——我献给了自己什么呢?我也没献给别人什么,哪怕是身边最近的人。

而比起那些不幸的人,那些被地震中倒塌的房屋压死、压残废的人,我已经是何等的幸运,甚至谈得上幸福了。而他们并不需什么新年献辞,不管是《南方周末》还是国家主席,不管是既悲怆又激励或者温情脉脉,我想他们并不需要。他们需要的是这个党国给他们承诺的兑现。

我需要的,是给自己承诺的一个兑现,以及给别人承诺的一个兑现;我不会给党国承诺,也不希求得到党国的承诺。

不能从这个国家身上得到幸福,但我满足于和朋友们举杯共饮一杯茶,然后围成一座闲聊,哪怕是清谈。我想这个国家也没有什么好误的。

我满足于冬天柔和的阳光打在脸上。

我满足于每一次投入的做爱。

我满足于2008年终于过去了,这说明时间仍然在动,而只要时间还在动,那么总是还有机会。

-by 冯麦狄 2009.1.1 晨

2006年告别辞:告别2006 眼前依然是一片黑

2007年告别辞:今生的不快乐全部交给今生承担

大样

我的2008告别辞

2008年12月31日

从2006年年末起,我开始给自己写一份“新年献辞”。是我的,也可能是你的,我不知道。我不是《南方周末》。

今天是2008年的最后一天。此刻,窗外洒着阳光,柔和而明媚——午休时间我在阳光中站了一会。但我恐怕要在办公室里,和这2008年的最后一午阳光道个永别。

今年的告别辞——也即2009的“新年献辞”还没有写。我希望不会中断我的献辞,并且以后也一直不要中断,让这年年复复的所谓“献辞”,记录我不知所终的一生。

2006年告别辞:告别2006 眼前依然是一片黑

2007年告别辞:今生的不快乐全部交给今生承担

大样

[新年献辞] 今生的不快乐全部交给今生承担

2008年1月13日
在北京 拜访李锐

到了北京,我又离开北京。

遥远的北京城,此刻绝大多数人都已经熟睡了吧,迎接他们的即将是新年的第一缕阳光——阳光会打在天安门城楼上,也会打在五道口行行色色的匆匆人群上。新年的第一缕阳光,会是什么样子的呵。

北京

我的2007从北京开始。北京,早已不再是那个涤荡风云的北京。然而,北京却总是有那么点不平静。那幅天安门城楼上象征最高威权的画像,仅在2007年就有数次遭到破坏。显然,那道门并非天生就是安定、安全的门,所谓“天安”,完全是人的一厢情愿。或者,历史的轮回在加速巡演。

可是这关我什么事呢?数百万北京人民尚且不关心,何况我一个北京城的匆匆过客。

我果然是一个过客。我曾经说过自己是一个“文字的嫖客”,事实上,做“文字的嫖客”是一件奢侈的事,而“时间的嫖客”却是没有成本地、无时无刻不在做。这么说来,我虽然是个过客,却已嫖过了北京城一把。

硕大的北京城,留下了身影在我脑子里。

还是北京

还是在北京。

历史学者吴思在接受我采访的时候说了一句话:民主化是遏制“潜规则”的根本出路。这位潜规则的提出者,终于公开谈论民主化和潜规则的关系了,而他所在的杂志《炎黄春秋》,也以一种大手笔激荡起了2007年为数不多的浪花。可是这传说中的组织内的民主派的阵地,力量还是太渺小了。

还是在北京,茅于轼老先生在接受我采访时说,中国最大的危机是“穷人造反”。随后不久,这位敢言的茅老在贫富问题上引起了一场大规模的“口水战”。

还是在北京,有幸去李锐老先生家里拜访,这位当今“最敢言”的老人,说了句“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XXX问题”。这里的XXX,有心眼的人自然会明白是指什么。老先生虽然记不住来访的陌生人的面孔,但他的笑声是爽朗的。北京城里,太缺少那种笑声了。

论民主

这是个硕大无比的题目,但也是个很简单的小题目。京城(包括网络上)的左派右派新左新右们,民主是一天到晚碟碟不休争论的话题,一个姓俞的据说是智囊级人物写的一篇小文《民主是个好东西》受到热捧,便可见左左右右们对于民主话题热心的铁杆程度。民主是那么诱人,以至于任何利益集团都会拿它作诱饵——所谓诱饵,当然是以“诱”为主,而不是兑现什么。

问题的另一面是,左左右右们争论来争论去,大概也没争论出民主到底是什么。中国有太多热心于民主进程推动和建设的人,但最后的结果却总是让人悲观:当局当年不就是大力宣扬民主的么?

看过西方电影《魔戒》的人知道,能完成“魔戒”任务的人只有一人,因为只有他面对魔戒才不会心生“杂念”。但他是一个平凡人,于是甘道夫等人全力助他完成“魔戒”任务,而自己却始终跟“魔戒”保持距离,因为甘道夫知道就算是他自己,也抵抗不了“魔戒”的心魔诱惑。

我的言下之意是:宣扬推动民主进程的人,未必适合做民主的实施者。而中国人恰恰因为“打天下、坐天下”的思想,拖延了这个国家的民主文明进程。

有一个和当局作对的流亡海外的组织,也被标榜为中国民主进程的推动者,可是这组织和他所对抗的组织一样,改不了说谎的本性。从这点上来说,民主就是“不以谎言对付说谎的对手”。

一个人适不适合做民主制度的实施者,其实很好判断:一个人的家庭作风不民主,就别指望他在政治生活中讲民主。

论来生

来生,当然是没有的。所以,这只能是一个假设。

假如有来生,你是否愿意再做中国人——我于2006年9月份发动的这个话题,似乎余音还未了。香港的一位人士,最近就出了一本书,书名就叫《来生不做中国人》,并且在书的序言里,再次提到了那次“来生做不做中国人”的调查结果。

那么,这是无意间制造了一个“历史的伤口”了,这伤口在我看来,色泽鲜红却并不痛——因为痛久了便不知痛为何物。

2007的夏天,有人说“孔子是丧家狗”,结果引起了很多人的鸡飞狗跳。可惜孔子没有来生,否则是不是丧家狗,当着面再问问他老人家就知道了。在问孔子老人家之前,我可以坦诚地说,我就是一条丧家狗,如果有来生,还生在中国的话,那依然会是一条丧家狗。

据说杭州西湖边有个锻炼的老头,有一次大声地说了句:五千年了,我们从来没有做过人。不做人,当然是做狗,或者做牛做马——杭州的老头有这样的认知并且敢说出来,是件不简单的事。从北京回到杭州,我惊讶于杭州的又一次大规划“修路”——杭州人的性情果然温和,这莫名其妙的消耗纳税人钱财的反复不停的修路工程,竟然没有任何阻力地进行着,虽然有时候我在路上,偶尔会听到上了年纪的杭州人骂道“王国平这个流氓儿”。

显然,我们都没有来生,于是今生的不快乐只好全部交给今生去承担。

我的2008

来生不可能,来年却马上就能看得见摸得着。

来年我主要做点什么事呢?第一,从内心里抵触伟大的奥运会;第二,继续做一个中国人;第三,要更多地关心粮食和蔬菜。

再见了,我的2007 !

-by 冯一刀 2007.12.31 凌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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